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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绩效满意度与居民幸福感

2017年02月04日 | 作者: adminlin | 分类: 公共服务满意度 | 

       政府绩效满意度是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影响因素。居民对市场监管、医疗保障和执法公正满意度可以部分抵消收入和就业满意度对其幸福感的影响。就业、医保和环保满意度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较为刚性与稳定。政务公开和政府廉洁满意度对幸福感的影响力具有不可替代性。在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政府提高管理(服务)过程的公开、公正、效率和廉洁,对提升居民幸福感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2010年,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此后,提高居民幸福感成为了各级政府执政的最高承诺。但是,居民对政府绩效的满意度与幸福感有何关系?哪些与政府有关的变量影响了居民幸福感?这是我国各级政府在建设幸福中国的同时必须厘清的问题。关于政府与居民幸福的关系,西方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如维恩霍文(Veenhoven)等人认为,政府以其掌握的资源和政策对居民幸福感产生重要影响。[1]金(Kim)等认为,生活在高效廉洁国家的居民更幸福。[2]海利威尔(Helliwell)和黄( Haifang Huang)指出政府执政的质量差异是导致各国居民幸福感差异的最重要原因之一。[3]奥特(Ott)认为,好的政府维护人权与司法公正,减轻社会不公,供给良好的医疗、教育条件,从而提高居民幸福感。[4]然而,与政府有关的变量包括政府直接产出和中介变量,需要区分两者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在政府产出方面,西方学界一般使用世行发布的行政效率、监管质量、法治水平和腐败控制水平、民意表达程度和政治稳定程度共六个世界治理指标来分析政府执政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奥特将这六个指标归并为技术维度(包括行政效率、监管质量、法治水平和腐败控制水平)和民主维度(民意表达程度和政治稳定程度)。柯格布恩(Coggburn)和施奈德(Schneider)均认为,规范和高效的政府对居民幸福有积极的影响。[5]塔维茨(Tavits)则指出腐败降低了居民幸福感。[6]弗雷(Frey)和斯塔泽(Stutzer)认为民主参与有助于提高幸福感。[7]郑方辉所作的全国调查显示,认为“为民办实事”、“缩小收入差距”、“依法行政”和“打击贪污腐败”可以提升居民幸福感的受访者比例分别为70%、51.3%、45.4%和43.5%。[8]在中介变量方面,政府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以及平衡公共支出来提高居民幸福感。关于经济增长与幸福感的关系,伊斯特林提出了“幸福悖论”并引起了长期的争论,但鉴于诸多实证研究揭示了经济增长与幸福感的正向关系,伊斯特林于2010年修正了幸福悖论,强调经济增长与幸福感变化的长期效应。刘军强等的研究发现,经济增长使中国人的幸福感有所提升。[9]吴丽民、陈惠雄对浙江省的研究也发现,收人对幸福指数影响的基础地位依然。[10]普沃斯基发现,民主国家的民生财政支出比例高,国民的教育、医疗、卫生福利水平高,是居民幸福感的重要来源。[11]由此可见,这些变量均对居民幸福感产生影响。但是,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又是如何作用于居民幸福感?这些问题仍需进一步厘清。


  二、基本假设与研究方法


  (一)基本假设


  幸福感是人们对自身生活状态满意度的综合判断。幸福感的高低取决于各种物质性(收入、消费和健康等)和非物质性(尊严、平等、权利、价值实现和社会和谐等)需求的满足程度。相应地,幸福感可以细分为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12]主观幸福感取决于物质需要的满足程度,而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则主要取决于非物质需要的满足程度。政府掌控制度执行、政策制定、资源分配的权力,直接作用于市场、社会甚至公民个人,是影响居民物质和非物质需要满足程度的重要变量。政府可能是提升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前提条件。[13]因此,本文提出两个基本假设。假设1:居民对政府行政效果的满意度对其幸福感产生直接的影响,即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改善就业和收入,提升医保和环保水平,维护社会秩序方面的效果直接影响居民幸福感。假设2:居民对政府管理(服务)过程的满意度直接影响居民幸福感,即政府在社会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的公正、公平、公开、高效和廉洁性对居民幸福感产生直接影响。


  (二)研究方法


  本文的数据收集方法是问卷调查法。抽样框为广东省18岁以上70岁以下常住人口,覆盖21地级以上市和121县(市、区)。抽样方法为多阶段抽样和偶遇抽样相结合,在每县(区、市)抽若干镇(街道),镇(街道)抽若干村(居委),以定点拦截访问为主,电话访问为辅。数据分析通过OLS多元回归模型进行分析。为检验政府绩效满意度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我们设定以下回归方程:Happinessi=β0+β1GPSi +ε。被解释变量Happiness是衡量居民幸福感的指标。解释变量中,变量GPS是政府绩效满意度(包括居民对收入、就业、医保、治安、环保、市场监管、执法公正、政务公开、政府廉洁和服务效率的满意度共10项指标),β1是回归系数,β0是常数,ε是随机扰动项。


  1.数据说明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来源于郑方辉教授主持的“广东省地方政府绩效评价课题组”对广东省成年常住人口的抽样问卷调查,收集居民的基本情况、公众满意度与幸福感的数据。调查地域覆盖广东全省所有县(市、区)。本文使用2012年的调查数据,有效问卷27640份,问卷有效率为98.7% 。调查问卷由以下内容组成:①被调查者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职业、户籍、文化程度、收入6项内容。②幸福影响因子,包括收入、工作、治安、环保、医疗等13个问题。③幸福感自我评价,按幸福程度分为10个级别,分值越高表示越幸福,“1”表示最不幸福,“10”表示最幸福。量表的α系数为0.916,通过信度检验。问卷结构与理论假设的结构非常接近,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   2.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幸福感


  在调查问卷中,测量居民幸福感的问题为:“过去一年,您感到幸福吗?”。参考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方式,要求被调查对象根据自己的情况,从“很不幸福”到“非常幸福”在1-10刻度内进行打分。最终,幸福感的均值为6.12。回答“非常不幸福”和“非常幸福”的被访者比例为6.8%和1.6%,趋于负面评价(低于5分)的受访者比例达16.7%,正面评价(6分或以上)的比例约达59%,说明多数人觉得自己是幸福的。收人高的受访者的幸福感水平也较高,珠三角地区公众的幸福感均值比经济落后地区公众高约20%。对收入与幸福感进行相关分析,pearson系数为0.187,表明两者存在一定相关性。但是,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呈现明显的倒“U”型,拐点是15-30万元(年收入)。这说明,收入增加对幸福感产生明显的正面影响,但影响力在年收入达到15-30万元以后趋于下降。


  (2)解释变量:政府绩效满意度


  政府的绩效主要体现为行政过程和外部效果两方面。行政过程的绩效体现为公正、公开、廉洁和效率,外部效果则体现为对个人(家庭)收入、就业机会、社会治安、市场监管、医疗保障和环境保护的积极作用。在调查问卷中,测量居民对政府绩效满意度的问题为:“您对过去一年xxx(如收入、治安、政务公开等)的满意度是?”要求被调查对象根据自己的情况,从“很不满意”到“很满意”在1-10刻度内进行打分。调查结果表明,得分最高的为医疗保障满意度(5.59),最低为政府廉洁满意度(4.79),极差为0.80。在“行政过程”维度,满意度最高的是政务公开(5.15),最低为政府廉洁(4.79);在“外部效果”维度,满意度最高的是医疗保障满意度(5.59),最低为环境保护(5.04)。


  通过对不同收入水平群体的政府绩效满意度进行分析,结果显示:首先,满意度随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提升。年收入5万元是满意度由负转正的转折点,低于5万元的受访者的总体满意度低于5。详见表1。随着收入的增加,满意度水平也相应提高,从4.36(低于2万元的受访者)提高到5.51(15-30万元的受访者)。其次,满意度随收入的变化而呈现明显的两极分化特征。低收入群体的满意度全面偏低,与高收入群体形成鲜明对比,“输者皆输、赢者通吃”的极化效应凸显。具体表现是:年收入在2万以下的受访者对上述指标的满意度均值均为最低(均低于5);年收入在2-5万的受访者除对医保满意度(5.11)外,其它的满意度均低于5;而年收入在5万-50万元的受访者的总体满意度均高于5,比低收入(年收入低于2万元)的满意度水平高出26.4%。可见,社会中低收入阶层和高收入阶层在满意度水平上产生明显的断裂,政府的公共服务绩效存在按收入水平进行差异化分配的“嫌贫爱富”现象。最后,受访者对政府管理(服务)过程满意度低于对外部效果的满意度。任何收入水平的受访者对政府过程的满意度均低于对外部效果的满意度,其中以年收入高于50万元的受访者的满意度差距最大。


  (3)控制变量


  除政府绩效满意度以外,居民幸福感还可能受到性别、户籍、学历、职业等个人特征影响。从性别来看,女性(6.17)略高于男性(6.08);从年龄来看,中年(31~50岁)高于青年和老年,其中41~50岁的群体最幸福(6.22),61岁以上老人最低(6.07);从学历来看,学历越高越幸福,研究生学历(6.61)比小学学历(5.83)高13%;从职业来看,公务员最高(6.69),其次为私营业主(6.52),农民最低(5.72);从户籍来看,本省户籍(6.18)略高于外省户籍(6.02)。


  三、实证分析


  上文对影响幸福感的相关变量进行了描述,接下来需要以幸福感为被解释变量,以居民对政府行政过程与效果的满意度为解释变量,通过回归模型探索解释变量对幸福感的影响。具体包括3个模型:模型1从整体上探索居民对政府行政过程的公开、公正、廉洁、效率满意度和提高收入、扩大就业、维护治安、提升医保水平等外部效果满意度共同对幸福感的影响(即总体满意度对幸福感的影响),模型2探索居民对政府管理(服务)过程的满意度对幸福感的影响,模型3探索居民对行政效果的满意度对幸福感的影响。各模型的回归结果见表2。


  回归结果显示,除治安满意度外(p值0.035),其他指标值和回归系数的检验值均在5‰的水平上通过了检验,且系数均为正,表明政府绩效满意度对居民幸福感的边际影响显著。其中,收入满意度的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医疗保障和市场监管。居民对收入、医保和市场监管满意度每提高10%,其幸福感将分别提高2.64%、1.12%和1.07%。因此,居民对政府绩效的满意度是影响幸福感的重要因素。由于居民对政府绩效满意度由行政过程和行政效果的满意度两部分组成,因而需要对两者独立进行进一步分析。


  为进一步探索自变量数量对回归系数的影响和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测试回归系数的稳定性和变量的抗干扰性,需要采用逐次回归的方式进一步检验。


  模型1的逐次回归发现:第一,收入满意度的影响力最强,但存在一定替代效应。收入满意度的初次回归系数最高。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影响,收入满意度每增加10%,幸福感将提高4.69%。但随着市场监管、医疗保障和执法公正满意度等变量的加入,收入满意度的系数下降至0.27-0.26的水平并保持相对稳定,显示收入满意度对幸福感有一定刚性影响力的同时,居民对市场监管、医疗保障和执法公正等方面的满意度可以对其产生一定的替代作用。第二,政务公开和政府廉洁满意度对幸福感的影响力不可替代。虽然经历两至三轮逐次回归,但两者的回归系数并未发生变化,这充分说明两者对居民幸福感具有不可动摇的刚性影响力。第三,服务效率、工作就业、环保满意度对幸福感的影响较为稳定。三者的逐次回归系数变化不大,显示这些指标具有一定的抗干扰性及对幸福感影响力的稳定性。第四,医保和监管满意度对幸福感影响的可替代性和刚性并存。随着其他变量的加入,两者对幸福感的影响力趋于下降并逐渐稳定,明显产生下滑和平台效应,显示两者对幸福感的影响存在既可替代也较为刚性的特点。执法公正、工作就业和环保满意度可以部分替代医保满意度对幸福感产生影响;同样,医保、就业和执法公正满意度也可以部分成为监管满意度的替代品而影响幸福感。   模型2的回归结果显示,所有指标值和回归系数的检验值均在5‰的水平上通过了检验,且系数均为正,表明政府施政的外部效果对居民幸福感的边际影响显著。本文的假设1得到证实。其中,收入满意度的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市场监管和医疗保障以及环境保护。居民对收入、市场监管、医保和环保满意度每提高10%,其幸福感将分别提高2.69%、1.48%、1.33%和1.02%。因此,在政府的外部效果指标中,收入满意度对幸福感的影响仍然最大,但市场监管、医疗保障和环境保护等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也产生重要影响。与模型1相比,市场监管和环境保护满意度的影响力显著增强,回归系数分别从0.107增加到0.148和从0.067提高到0.102,增幅分别为38.3%和52.2%。而一旦控制了收入满意度和就业满意度这两项相对于较为主观的指标,市场监管和医疗保障满意度的回归系数分别达到0.196和0.217,成为对居民幸福感影响最大的政府绩效指标。


  对模型2的逐次回归结果显示:第一,收入满意度和监管满意度的影响力最大,但替代性明显。两者的初次回归系数分别为0.464和0.252,但随着其他变量的进入,最终下降幅度将近50%,显示其对幸福感的影响力具有明显的可替代性。第二,就业、医保和环保满意度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力较为刚性。逐次回归发现,三者的系数变化不明显。这说明,三者对幸福感的影响较为稳定,对其他变量的抗干扰性较强。


  模型3的回归结果显示,所有指标值和回归系数的检验值均在5‰的水平上通过了检验,且系数均为正,表明政府的行政过程对居民幸福感的边际影响显著。本文的假设2得到证实。其中,政务公开满意度的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执法公正和服务效率以及政府廉洁。居民对政务公开、执法公正、服务效率和政府廉洁的满意度每提高10%,其幸福感将分别提高1.59%、1.49%、1.41%和0.93%。因此,公开、公正和效率是当前居民幸福的重要保障。政务公开,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执法公正,一视同仁,服务高效,节省成本,这些都使公众感受到信任、平等和尊严,成为公众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的重要来源。与模型2相比,各项指标的影响力显著增强,回归系数增幅均高达1倍以上,从高到低分别是政务公开(5.8倍)、政府廉洁(3.7倍)、服务效率(2.1倍)和执法公正(1.3倍)。这说明,政府的管理(服务)过程比外部效果对居民幸福感的潜在影响更大。可以假设,在外部效果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不断提高过程管理(服务)的公开性、公正性、效率性和廉洁性,对提升居民幸福感有着重要的潜在促进作用。


  对模型3的逐次回归结果显示:第一,执法公正满意度的影响力最大,但替代性明显。该指标的初次回归系数为0.373,但随着另外三个变量的进入,最终下降到0.149,跌幅超过100%,说明其对幸福感的影响力具有非常明显的可替代性。第二,政务公开和服务效率满意度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力较为刚性。逐次回归发现,两者的系数变化不明显。这说明该指标对幸福感的影响较为稳定,其他指标对其的替代效应不明显。


  四、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2012年广东省常住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本文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政府绩效满意度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显著。其中,收入和就业满意度对幸福感的影响最为显著。但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呈现明显的倒“U”型,拐点是年收入15-30万元。如果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年收入要达到15-30万元后对幸福感的影响才趋于下降。但是,市场监管、医疗保障和执法公正等指标可以对其产生一定的替代作用,这表明可以通过这些变量来抵消通过增加收入以提升居民幸福感的压力。第二,政府绩效满意度对幸福感的影响具有一定刚性。就业、医保和环保满意度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力较为刚性,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较为稳定;政务公开和政府廉洁对幸福感的影响力具有不可替代性,是影响居民心目中不愿妥协、不可交换、不能动摇的幸福感影响因素。同时,影响居民幸福感的满意度指标中也有相互矛盾的指标(如收入与环保),提升居民幸福感需要综合考虑。第三,居民对政府绩效满意度随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提升,但呈现明显的两极分化特征。低收入群体的满意度全面偏低,与高收入群体形成鲜明对比。第四,居民对政府管理(服务)过程的满意度低于对外部效果的满意度。因此,提高行政过程的公开、公正、效率和廉洁,对提升居民幸福感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前人研究发现,相对不富裕国家居民的幸福感更多的取决于收入水平,富裕国家则不明显。而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2013年《人类发展报告》的排名,我国的富裕水平在全球排101位。可以判断,收入满意度仍然是影响我国居民幸福感的最重要因素,经济增长目前依然是中国居民幸福感重要促增来源。[14]因此,促进经济增长,改善就业,提高收入满意度仍旧是各级政府提升居民幸福感的主要手段。但是,收入分为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在既有资源、环境和市场氛围等外在约束条件的制约下,政府不断提高居民绝对收入水平的难度在逐渐加大,绝对收入增加的帕累托效应正逐渐消退,其对幸福感的贡献逐渐减少甚至起反作用;而缩小收入差距,加大教育、医保、社保、住房投入,稳定物价,不断提高相对收入水平,应该成为政府提高居民收入满意度的新思路。另外,居民幸福感具有结构性,与经济增长相悖的变量也同时并存,这要求各级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要致力于保护环境,加大民生投入,维护市场秩序。因此,需要构建综合性、体现可持续发展的幸福指数评价指标体系。[15]同时,资源和环境代价使得经济增长不可能永远持续高速增长下去,经济增长和收入增幅的放缓势在必然,在后增长时代,通过优化政府管理(服务)流程,切实提升政府各项制度、政策和具体行为的公开性、公正性、公平性、效率性和廉洁性,塑造程序正义,惩治贪污腐败,减少贫富差距,理应成为各级政府提升居民幸福感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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